我是顺平侯

　　文教、抑武事”的治国方针。

　　即位才两个月，他就着手科举扩招，以十分之一的录取比例，录取五百零七人，全部赐给官职，史称“龙飞榜”。

　　从此，周朝文官的地位节节高升，并很快建立用文官限制武将制度。

　　首先，设立了文官担任的通判制度，通判有权利向中央直接负责，汇报当地官员的“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”；其次，在各地设立转运司，转运使由文官担任，负责将各地的财赋、粮食、物资等“转运”工作，直接掌控钱粮大权；然后，在各地设立提刑司，提刑官也由文官担任，负责地方和军队的司法。

　　就这样，各地的人事权、监察权、财政权、审判权等全部由文官担任。

　　武将只负责打仗。而且如何打仗，也受到只会纸上谈兵的文臣以“监察权”牵制。

　　武将若不听从，文臣就会动用“财政权”扣押你的用兵钱粮。

　　再不行，就来最狠的，捏造一个罪名，利用“审判权”，把你和你的亲信部下以及家人拿下收监，整死在牢里。

　　这些如何整治武将的下作手段，在大周的文臣手中，运用得驾轻就熟，顷刻将武将打压的一点尊严也没有。

　　否则岳飞也不会受迫于十二道金牌，就丟下正待发起总攻的数十万大军，回到朝中坐以待毙，而秦桧也不敢以“莫须有”，回答韩世忠对岳飞被捕的质询，而韩世忠听闻后，除了悲愤难名外，亦不敢如何。

　　由此可知，纵然周朝军事各方面的硬件都独步天下，但是当武将被文臣视为仆役，任意驱策时，那些领先蛮夷的军事优势便荡然无存。反而造成大量武将对朝廷离心离德，反叛的大将排着长队去跪拜忽必烈。

　　蒙古人崇尚勇武，即便是降将，蒙古人也不把武将视为低人一等的“贼配军”。

　　所以，每当赵云听说这个武将投降，那个武将倒戈，心里恼火之余，也是深深的无奈。

　　古人没有后世的国家观念，只有忠义的信念，而忠义难以两全时，就看个人选择了。

　　抵死抗击蒙古人，是选择了忠。也有人选择了“义”，以“士为知己者死”为护身符，报答忽必烈的知遇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