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顺平侯

　　常重要，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单位面积土地供养的人口增多，中国人口的数量常年徘徊在一亿以内，一百余年后数量激增两倍，达到史无前例的三亿人。

　　后来所谓的康乾盛世，很多历史学家称其为番薯盛世，可见在农业为主的时代，粮食作物对一个王朝兴衰的重大影响。也就是说，一旦徐光启鼓捣的这些农作物能够大面积推广种植，相当于大汉朝的可用耕地变成现在的三倍，那么土地兼并、豪强压榨等行为对国家的影响会明显降低，百姓流离失所的概率会很小，大汉朝仅靠这一个举措至少续命几十年。

　　赵云高屋建瓴，换成在座几人能听懂的话，将自己的想法侃侃而谈。徐光启听傻了，筒直是知音啊！一个养在深宫里的亲王，怎么会有如此见识？

　　对徐光启而言，赵云的观点并不新奇，但是赵云的说辞闻所未闻。比如，赵云对农作物特性的认知，对它们推广后百姓生活的改变，对产量提升后耕地面积的变向增加，以及缓解日益紧柳的社会矛盾，这完全是高于普通朝臣几个档次的表达。

　　赵云很谦虚，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课本上就能学到的。在封建社会，国家的根基是农业，最核心的工作是种田，农民种庄稼是评判生产力高低的几乎唯一要素。

　　一个社会财富的增加，根源上取决于生产力的提升，徐光启在天津庄园的所作所为，为大汉朝真正的崛起奠定坚实基础。

　　徐光启却有苦难言，培育作物谈何容易。

　　别看传教士说的漂亮，那些作物如何了得，如何让欧洲人茅塞顿开，他们因此走向富裕的道路。

　　等到真正实践的时候，徐光启发现问题很多。从产量而言，玉米不像他们说的棒槌一般大小，很多只有一扎长，甚至食指那般粗细。从味道论，番薯不是那般可口，甚至吃了让人腹胀。从环境论，花生甚至难以生长，没几个颗粒饱满。

　　赵云认可徐光启的观点，这些作物到一个新的地方，需要连续多年的培育，让它们适应新的环境，不至于水土不服。需要选择优良的品种，保障产量的提高，以及最好的口感。需要搞清楚最佳的种植节气，让气温和水分最有可能帮助作物的成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