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前有个协谷镇

　　乡镇财政困难的根源，是事权的无限下放和财权的向上归集！

　　事权层层下移，责任全部压实到基层。上级只是定标准、下任务、定考核，并不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乡镇作为末端执行单位，没有选择余地，必须花钱落地，支出口子被不断撑开。

　　财力逐级上收，留存在基层的收入空间极小。乡镇几乎没有稳定的主体税源，即便辖区产生税收，留存比例很低。自身的自有收入非常微薄，绝大部分开支只能依靠上级专项转移支付。

　　配套资金制度，又进一步放大了缺口。各类项目资金大多附带地方配套要求，上级拨一部分，剩下的要求乡镇自筹。乡镇本身没钱，为了争取项目、应付考核，只能走往来挂账、临时拆借，久而久之形成大量的隐性负债。

　　专项资金的条条框框，卡死了乡镇财政最后一点活水。专项资金按各个部门对口下达，专款专用。乡镇最需要用来保运转、还债、补民生短板的灵活财力严重不足。手里大把专项资金没法调剂使用，经常性开支却捉襟见肘。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，专项资金“不想用、不敢用、不愿用”的现象。

　　专项资金泛滥的另一个后果，就是专项资金挪用。当上级考核、资金缺口火烧眉毛的时候，

　　像协谷镇这样，甭管什么钱，先拿来应急的，也不在少数，甚至出现了法不责众的情况。

　　也不是没人发现这个问题，省里、市里都试图将涉农资金统筹使用，但是到了真正的基层，却出现一统筹钱就没了的“怪事”，这让资金统筹使用，成了一个笑话。

　　单纯要求乡镇厉行节约、压缩开支，只能缓解一时，解决不了根本矛盾。只有财权、事权做到对等匹配，基层的收支失衡才能真正扭转。

　　厘清共同事权，把具备外溢性的民生、执法、生态等事权上收，不再让乡镇兜底，严格取消所有硬性资金配套。

　　重构财力划分，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，把资金统筹权限下放给基层，同时合理调整税收分成，让办事的层级拥有对应的收入来源。

　　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